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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可悲了:80后职场新人成低收入聚居群体

6月中旬到7月初,又是高校毕业生的离校时节。

王晓军总会想起三年前毕业的时候。他在广州的第一个“家”在江南西,两个人住。一年多前,他搬到了西关,如今三个大男孩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。

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广州,这个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眼下开始渗入西关、河南等老城区租屋。

“他们的存在将是长期现象。”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称,这将是一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“普通劳动者群体”。

开平仔:扎根广州还有多远

傍晚,荔湾区逢源社区的一条小巷。两旁的西关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条窄窄长长的深蓝。越往深处走,一幢高楼就愈加清晰,那是新开发的楼盘,均价两万元以上。

巷子深处有幢四层小楼。王晓军和另外两个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楼,楼道狭窄,梯级高陡。敲开门,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乍现。

听到有客人来访,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,迅速躲进洗手间。屋内不是一般的凌乱,一张小床占了客厅的一半,其余空间塞满了各种杂物。

客厅一端的左边,在床头处用简易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,算是厨房;右边是同样大小、转身都困难的洗手间。客厅的另一端归王晓军和另一个男孩唐宋共同“享有”。一张小小的双层床挤在墙边,几乎没有可以下脚之处。

26岁的王晓军来自广东开平,三年前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,现在荔湾区一所民办小学任教,“每个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。”

每个月房租1100元,加上水电费,每人分摊400元。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,省下了交通费。

三个男孩相依过着集体生活,白天学校管早饭和午饭,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;晚上他们会约着在附近吃盒饭,“八块五,定价”。盒饭实在吃腻了,三个人会轮流做东,花个几十元在小饭馆里叫几个小菜。“严格控制,每个月只能两三次。”

老西关的生活成本显然更让晓军感到满意。除去房租、伙食费、手机费、上网费等,他每个月会寄500元回家,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费的不过数百元。最近,晓军恋爱了,女朋友是他的同事。“用来拍拖的钱,最多600元。”

每天傍晚,穿行于那些横街窄巷,晓军偶尔也会想想,在广州扎根的梦想到底离自己有多远。“白云区有楼梯房,36平方米,27万元。”这让晓军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头。“但房价会等我吗?”他笑着摇摇头。

晓军第一个人生期望是在两年后转入公办学校,“每个月有5000元”。

湖南伢:理想不实现就回乡

小胖子唐宋和晓军一样,是同一所民办小学的体育教师。他睡在晓军的下铺,壮硕的身躯每天都要蜷缩在那张小小的双层床里。

在晓军眼里,唐宋的生活太“宅”。课余,除了躲在过于狭小的房子里上网,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。和晓军不同,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朋友。“只认识学校的同事,其他人我不想也没机会打交道。”刚来工作的时候,学校里的男孩们还会相约着打打球,工作时间长了后,各种压力纷至沓来,大家连打球都没有时间。

这让唐宋感到很失落。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,打打游戏,上上网,打发过于寂寞的时光。

在同住的人眼里,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较“有钱”。小伙子老家在株洲,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,即使将来退休也有保障,因此他没有太大的养家压力。

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坚持的,他也不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很委屈自己。“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样”,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,“在这里干出成绩,可以迅速被体现,反响会大。”

“宅”在小屋里时,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。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,“我最希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,但目前在民办学校,学校也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。”

唐宋深信,如果这个理想还有实现的希望,那么在广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。

“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,等到30~35岁左右吧,如果还不能实现理想,我就放弃回老家。”

回乡,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,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,也许还意味着与“成家”更短的距离。但是在唐宋心目中,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理想。

教师一家:攒够钱回长沙

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。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。每天下班后,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。

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,夏天十分闷热,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。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。

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,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。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——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。

不过,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。孩子要上幼儿园了,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。

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。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,田树蓉颇为明确。“攒够了钱,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。生活,还是在长沙更舒服。”

卢建东是70后,毕业后,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、东莞、广州等地任教,一直没有安定下来。“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,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。”

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“教师楼”。整条巷子里,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,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,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。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,因为他们文明、安静,社会关系简单。

专家视点

这是中国必须经历的阵痛


“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,"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"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。”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,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,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,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,只能一步一步来。

“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,并且观察已久。”郑梓桢认为,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,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“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”迹象。“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,凸显了这个问题。”

“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,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。和父辈相比,同样是大学毕业生,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,就业的机会少,适合的岗位少,通路少,而工资低了,住房价格却又升高。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,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,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,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。”

大学生就业将向下流动

在郑梓桢看来,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改变为“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”。“因为扩招,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。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,你的价值自然就发生了改变,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,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。”

“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”,郑梓桢认为,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确的市场竞争意识。“用市场行为来选择,你有能力,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,不够就做老师,再不够就做工人。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,不接受也要接受,这是种客观的变化。”

每个人须接受社会角色调整

“对于整个国家来说,这是好事也是趋势。各个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,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参与市场竞争。你在这场战役中打胜,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来,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才;而你要是能力不够,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,我们也鼓励你转战二三线城市。广州深圳不行,你能不能考虑去中山,再不行,能不能去韶关、清远?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手段,吸引人才往边远地区流动。”

“总之,如果你能力不够又坚决不愿离开,那么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选择——去工资稍低的岗位,向下流动。”他说。

“交给市场去决定,对于个人来说难免会有阵痛,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,这是正路。事实上,如果把眼光放开,哪个行业不存在低收入群体?我们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体,你能力不够就只能在比较差的高校任教。要看到的一点是,市场竞争只会排斥个体,而不会对整个群体进行排斥。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排斥,那就是一种歧视。”

“比如一个城市就不能排斥农民工群体,而是用种种手段让他们有通过努力而进入的条件。”郑梓桢认为,推动社会流动的最好手段就是教育,这是在给所有人提供参与竞争的可能和基础。

“对于大学生而言,必须培养市场竞争意识,如果过去没有,就现在开始培养。国外也没有大学生一毕业就能买房子的,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,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的调整。调整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,生活会变得不如意,但不能指望马上被解决,我们只能说朝着改革的方向努力。”郑梓桢认为,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,这是必须经历的阵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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